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上）
本文来源《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专题资料汇编》，发表于2002年，作者洪涛，复旦大学政治系。
韦伯与马克思——论“文化-政治”与“经济-社会”
洪涛
一
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是对现代社会科学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两人都是德国人，生活的时代相隔近半个世纪。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探究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直至今日依然是该领域中无法绕过的里程碑。在"二战"后东、西方阵营的对峙中，他们被迫分别扮演了两个敌对阵营理论旗手的角色。他们理论主题的相似性、具体研究的对峙性，使探索韦伯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关系，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
尽管从20、30年代的洛维特起，西方学者就已开始研究这两位伟大思想家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始终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找到马克思与韦伯的显著不同： 一位被归入先知与预言家的行列，一位则自命为"价值中立"科学的倡导者；一位对布尔乔亚充满蔑视，一位自称永远属于布尔乔亚阶级；一位自觉宣布其理论本质上的阶级性与政治性，一位则宣称学术与政治分离；一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发起人，一位是社会主义运动最严厉的批判者；一位被认为开创了唯物主义，一位则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这些区别尽管流于表面，但也的确非常明显，然而，如果从这些区别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正是"冷战"时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韦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是批判马克思的急先锋，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 那么，我们将严重忽略韦伯思想中更重要的内涵，这就是韦伯的理论其实同样也是对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的诊断与批判，在这一更深的层面上，韦伯决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相反，倒是大大发展、扩展并补充了马克思的理论。 尽管他们对现代社会研究的视角并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与其说构成了简单的对立关系，毋宁说形成了一种互补。从精神实质上，韦伯自视为马克思的理论继承人。
关于韦伯与马克思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资本主义起源及其本质等论题的比较研究，已有很多。本文试图阐明韦伯与马克思思想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中展示其共同的思想关怀及不同的研究进路。本文最终所要揭示的是韦伯与马克思的不同的"政治"概念。照通常的看法，韦伯主张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那末，他的学术似乎就应该是"祛政治"的，而在我们眼中，马克思理论强烈的政治性是勿庸置疑的。但本文将指出，在马克思那里，理论的政治性的最终目标恰恰是为了消解政治，而在韦伯那里，学术（包括其他的一切活动）就其自身而言，只能是政治的，政治是人的条件与场所，是人的基本处境，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政治，永远无法摆脱统治、被统治关系，永远无法摆脱政治之恶，--及其固有的永恒的开创性。
二
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韦伯学者阿尔贝特•所罗门曾说，只有在马克思的背景下，韦伯的思想才能获得理解，他认为，韦伯的学术创作是其一生钻研马克思思想的结果。 这种说法虽然有点极端，因为韦伯是否一生都在深入钻研马克思的著作，这一点似乎无法获得证实，甚至可以这样说，韦伯至少在其早年很少提及马克思，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韦伯无疑受到对当时德国学术界影响日益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对于当时风行一时的所谓"唯物史观"与"经济决定论"，必然印象深刻。
韦伯思想的成长过程，正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进入德国并逐渐获得巨大影响的过程：1867年，韦伯出生后不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当韦伯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学时，《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恩格斯为第二卷所作的"序"，在德国学术界挑起了第一次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大论战；《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于1894年，韦伯30岁，正值他的学术兴趣从历史学转向经济学，不可能不受因这一巨著出版而引发的种种讨论的影响。这里我们需要区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著作，与流行一时的被晚年的马恩冠以"马克思主义"头衔的那些理论。韦伯关注的"马克思思想"更可能是后者。李凯尔特曾指出，年轻时的韦伯对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 而蒙森却说，韦伯在其早年的学术生涯中，很少注意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著，直到1906年，他也只是提及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他们的说法可以在如下意义上获得统一：受到韦伯注意的是一种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他是通过当时的更为广泛的思想氛围来感受马克思思想的，或者，如韦伯所说，他关注的及针对的是"门外汉"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尽管在其早期形式中，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着素朴的天才成分，但它仍然只是盛行于不求甚解的人和门外汉的意识中。在这些圈子中，可以发现一种特有的情况，即只有经济的原因被说明在什么地方或者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时，他们对历史事件作出因果解释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
这种"不求甚解的人和门外汉"的马克思主义，虽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但也是更有现实影响的一种"马克思主义"。韦伯所接触的、并且作为其理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从韦伯大学期间捧读朗格的《唯物主义史》 开始，直至韦伯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凡是他或明或隐地提到的或批评的"马克思思想"，其实大多是这种"马克思主义"。韦伯对马克思本人相当敬畏，从未直接批评马克思，相反，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不仅盛赞马克思是一位伟大思想家，而且将自己的"理想类型"的思想归功于马克思本人。
当然，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门外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指出它们的区别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马克思主义"确实取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在讨论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时，在他是批判本原的"马克思思想"，还是批判甚至马恩本人都反对的那种"马克思主义"之间，必须作出区分。
马恩本人对这种"门外汉"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在著名的"致布洛赫的信"（1890年）中，恩格斯说：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在"致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中，恩格斯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恩晚年似乎看到了这种被他们讽刺为"二手货"的"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性。而韦伯的学术生涯也正是从对这种"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历史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开始的，这一批判贯穿了韦伯学术生涯的整个过程。在此意义上，在反对经济化约主义的斗争中，韦伯与晚年马恩倒是在同一个战壕中。不过，将他们两人等量齐观是非常危险的。其实韦伯对恩格斯"归根到底"的说法暗中是持保留态度的，指出韦伯与马克思在共同反对经济决定论时的区别将是下面的主题。
三
"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不同时代，这一思想频繁以各种面目出现。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作一种形而上学、一种历史哲学来理解，那末，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很合适的出发点。因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一元论的，它需要一个原点，一个初始因。
如上所述，马恩晚年意识到这种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理解的影响愈益增大，其危害性亦在愈益增强，韦伯则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就对这种经济化约主义展开不懈斗争。1894年，韦伯放弃了在柏林大学的法学教席，到当时地方性学校弗赖堡大学任国民经济学教授。在韦伯思想发展史上，这一事件被认为表明了韦伯的学术兴趣从史学、法学转向经济学。这一转向，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是韦伯将经济学以及以经济学为代表的实证社会科学视为真正的科学，更不意味着韦伯接受那种将经济视为解开社会根本之迷的钥匙的流行观点。韦伯转入弗赖堡大学，倒是要拯救在他看来已误入歧途的经济学。
1895年，韦伯到达弗赖堡大学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演讲的主题，用韦伯本人的话来说，是阐明"经济权力与民族政治领导权的关系" ，实质上，我们也可将这一著名演讲看作是一位新上任的国民经济学教授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是对经济学的自我身份的阐明，其核心问题在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韦伯是从农民工问题开始的。农民工问题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在经济腾飞之后普遍出现的问题，但韦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事实上，他试图指出在纯粹经济学范围内，这一问题无法获得恰当的理解与真正的解答。
90年代初，韦伯用几年时间对东普鲁士的农村进行了田野调查，研究材料显示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在发生变化，大量的德国雇工（在韦伯看来，也代表了较高的文明水准）流出了这一地区，而波兰农民（代表了落后的文明标准）在此地却愈来愈占有优势，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韦伯认为，形势消长的原因在于："像波兰人这类斯拉夫民族，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历史形成，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较低。" 韦伯从这一具体的实证事例中得出的结论是：
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像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想的那样，总是使更高等、或更有经济头脑的民族胜出。……人类历史上，劣等民族胜利的例子实在不少，当一个人类社群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有时并不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进步，至少并不总是有利于文化进步，相反，冲突、斗争、文化的衰落等等倒可能是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前提下，竞争并不总是优胜劣汰的，相反，倒可能是劣胜优汰。东普鲁士地区的情况就是这种劣胜优汰的一个实例。在文化上处于较低位置的波兰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与德国农民的竞争中获胜，这是农业市场化的一个后果。
随后，韦伯将矛头直指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文化问题也会获得相应的解决，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尽管不一定同步，至少也是同向的。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将社会其他领域的变化归结为经济因素，经济成为了说明一切问题的终极原因。
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庸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代表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它尤其体现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后者往往容易为人们忽视，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而忽视在它们之间的更基本的共同之处。其间的不同仅是手段或途径的不同：一个强调计划，一个强调市场，但它们在最根本的方面是一致的：都将经济领域视为社会生活中唯一自主、自律的领域，其他领域则是他律的，即取决于经济方面。它们在实质上享有共同的前提："经济学主义"。
其次，这两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都采纳进化论模式。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是以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模式为基础，认为在经济的决定作用之下，技术的自主进步必定导致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进步；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持一种竞争学说（市场主义），认为市场竞争机制必将导致在经济上更具适应性的力量，同时在价值上也享有更高地位或合理性。它将在市场竞争中的取胜能力，与政治、文化的发展程度相对应。
将竞争中的生存能力与价值等级相联系，同样可以体现为一种尘世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实质上就是尼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历史势利主义"。 历史学家总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论证"后来者"的合理性，指出现存（相对于以前的）如何符合历史进程。韦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从来不是针对它的物质观点，而是针对它的"历史主义"。可以看出，韦伯决不是站在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一边的。他批判历史学家"太容易成为这种观念的俘虏，即认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必然代表'更高发展'水平，而生存斗争中的失败者不消说就意味着他们代表'落后因素'。" 这种历史学家总是拥抱胜利者。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裂隙。
马克思、恩格斯尽管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反对将经济看作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强调其他方面的反作用，甚至强调"交互作用"， 但是，政治与文化活动终究是上层建筑，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物质领域的生产与再生产。而韦伯认为，经济、文化、政治都是现实的物质力量，它们处于同样地位。马克思的物质因素主要指经济活动，而韦伯则加上了政治、军事与文化。如果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生产劳动的唯物主义，那么，韦伯的唯物主义则是经济的唯物主义、政治的唯物主义、军事的唯物主义、宗教或意识的唯物主义，而经济也并不是绝对自主的因素，"一种经济现象，只有在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的基本意义时，或者说只有在这一范围内，它才是'经济'现象。" 相反，军事、政治、文化的活动，也完全可以是物质的。因此，韦伯显然不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其实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极其巧妙而熟练的运用，他只是反对将物质力量仅仅局限于经济活动的层面。
长期以来，对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错误阐释（以致此书长期被误解为是对马克思本人学说的批判），使人们误以为韦伯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他是在用"文化"对抗马克思的"经济"。其实，当韦伯将新教伦理视为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关键因素时，它已经成为一个"物质因素"了。正如简单地将马克思的思想简化为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一样，将韦伯的思想简化为文化决定论，同样是错误的。这种非此即彼的看法，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立场。其实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明确表示他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不赞成宗教的或文化的决定论： 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
在第一部分的末尾，韦伯说："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因此，韦伯并不试图从社会生活的总体中，找到一个决定性的力量，而是指出经济利益只有在被"认可"的情况下，才会被整个社会" 53 33285 53 17628 0 0 6961 0 0:00:04 0:00:02 0:00:02 6959效地"去追求，这种"认可"是观念的，但也是物质的。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指出，甚至东普鲁士的农民离乡进城的行为，都不能被看作纯粹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雇农的内心深处，对于遥远的地平线，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的背后，就是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
既然韦伯与马克思在"唯物"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异，而只是程度上的差异，那末在此处的差异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是有不同的，而且这种不同决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对"物质力量"外延的不同看法。对于这一个问题，安东尼奥的看法显然会有启发，他认为，韦伯对历史唯物论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后者的认识论和目的论，而较少针对历史唯物论强调物质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那方面。
安东尼奥的观点提示我们，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或许能够引导我们找到韦伯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异。首先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韦伯的史学之间，差别是明显的。马克思与韦伯进入经济学的路径不同：一为"历史哲学"，一为"史学"。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构架是黑格尔式的整体主义历史哲学，而韦伯所受的却是具体的史学训练。作为一个被认为极有前途的史学家， 韦伯似乎更重视个案与个体。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马克思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强烈影响，而韦伯则出入于康德哲学，是当时影响甚大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中的一员。梅耶曾说："马克思和韦伯相对抗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是黑格尔对抗康德或康德对抗黑格尔的问题"。 马克思强调集团、阶级，韦伯强调个人。在韦伯看来，个人应当如何行动，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最终所面对的问题。如何来回答这一问题，并不一定受环境所决定。在此意义上，韦伯是"个人主义"的。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只有放到总体的历史中，人的"应当"问题才能得到理解或解决。但这一解决问题的理路被韦伯看来是逃避自由与责任。
价值问题是韦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核心问题。这一个核心问题却由于韦伯的"价值中立"科学被错误地理解而遭到忽视。所谓"价值中立"，是不是说科学应该完全放弃价值立场，只是非价值地研究非价值的事实呢？当然不是！正如前述，韦伯明确指出，所谓"经济"事实，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兴趣"专注此，才成为经济"事实"。因此，人的interest恰恰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事实"得以成为科学研究者视野中的"事实"的前提。任何一个研究者在选择一个研究主题时，都已经且必然地出于某一种interest。这种interest，正如该词的丰富涵义所喻示的，或是指一种利益，或是指一种兴趣，或是兼而有之。没有interest的科学研究，反倒是毫无意义，或者说是违背科学的。科学研究正是要揭示背后的interest。
价值立场、价值判断总是先于科学研究，前者是后者的动力，而不是相反。科学虽然能够且应当揭示背后的价值判断，却不能评判价值。科学只能反身去认识价值，而不能判断价值是否正当。因此，韦伯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是指科学的价值判断的无能，但不意味着科学放弃价值分析，更不是意味着科学本身是无价值立场的。韦伯明确表明，"要是没有研究者对特定文化事实的意义的信念，一切分析具体实在的尝试都毫无意义"，文化科学包含着"主观的"前提。
韦伯对那些自称不持任何价值立场的"客观"科学，始终持警惕态度，因为这种貌似"中立"或"客观"的科学，往往对自己的价值立场持一种全然的非反思态度。这里表明了韦伯"价值中立"科学与实证主义方法截然不同。在此我们无暇专门论述这一复杂问题，但需说明的是，历来自命"价值中立"科学的实证的经济学恰恰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极力抨击的靶子。在韦伯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与庸俗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客观科学"这一点上取得共识：考茨基提出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韦伯指出这是一种"虚伪的价值中立"，因为这样的话，个人便完全屈服于一种"虚假的事实"（而这一"事实"不过也是价值而已），"放弃了个人进行抉择的麻烦"，它妄图以科学为借口逃避个体的价值抉择。 因此，在韦伯看来，明确标明自己的价值立场，比那种或者是出于对自己的价值立场的非反思的从而是无知的态度、或者是自欺欺人的态度，更符合科学的要求。因为科学尽管无能于对价值作出正当与否的判断，但这决不表明科学本身是在价值之外的。
实际上，韦伯认为所有关涉到人的科学（文化科学）都无法避免价值分析，正确认识价值基点是科学研究的目的，那种以为无价值的"客观"科学，在价值上恰恰不是"中立"的，因为它并不能从价值中获得"自由"，它不过是掩盖了自身的价值立场而已。实证主义虽然高举韦伯"价值中立"的旗号，其实却闭口不提韦伯那里极为重要的"价值分析"概念。他们在讨论韦伯时，常把价值关连、文化意义和社会学中主体赋予行动的意义等等论题予以丢弃。 韦伯的深刻的历史学家的"价值中立"与那种肤浅的作为学术教条的"价值中立"不能混为一谈。
不过，马克思本人不是也反复强调要对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分析吗，不是同样主张突破性的革命吗，不是更强调科学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吗？在这里，马克思与韦伯是否依然站在同一立场上，就像他们反对经济决定论这一共同的敌人一样？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将牵引出韦伯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异。
（未完待续）